曾美，男，1914年出生，原名曾昭泰。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茶园乡茶园村人。出生于贫苦农家。他少年时受红军的革命思想教育，1929年参加了革命活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公略步校测绘员、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某团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四大队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团副政治委员，崞（县）代（县）五（台）县游击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团团长、第四区队区队长，冀晋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曾美在五台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率领抗日游击队多次粉碎日寇的“扫荡”，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任旅政治委员、华北军区三兵团一纵队一旅旅长，第二兵团六十六军一九六师师长、六十七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岳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军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京津卫戌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首批学员，高级步校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河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

人物经历

家庭成员

　　曾美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由于家里穷，三个哥哥早早当了学徒，四哥过继给人当儿子。

从军岁月

　　1929年，革命的星火染红了家乡，他扛起梭镖闹革命，1930年曾美参加了红军，给穷人打天下，那时，他仅仅16岁，是真正的红小鬼。 　　曾美参加了第一至五次反围剿，目睹了革命形势的风云变幻。后来曾美由于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才能，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1934年随中央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 　　湘江给曾美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当年红军艰苦突破了国民党军队三道防线来到湘江河畔，蒋介石开始察觉到红军主力西进的意图，调集了40万大军，兵分三路，对红军主力部队围追堵截，1934年11月26日-12月1日，红军在湘江边与敌血战7天7夜，最后突出重围。令曾美难忘的是，成千的战友堕入江心，数万红军将士血洒岸边，将江水染红……每每忆此，曾美都泪洒胸襟。 　　长征时的战事的惨烈和条件的艰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曾美回忆，湘江战役后，红军主力进入贵州，随后转战云贵川，部队的衣食住行越来越困难。在贵州山区，当时很多地方很难找到地主或土豪，而老百姓都是衣衫褴褛，甚至穷得一丝不挂，部队无法补充给养，只好忍痛杀了战马充饥。一路长途跋涉，大家的鞋子都烂得不能穿了，就用牛皮、猪皮钉上绳子当鞋穿，但这样的“鞋子”遇上雨水就软得不能穿了，只好用布包上脚，走不了多久布就磨烂了。好多战士的脚溃烂得不堪入目。 　　最困难的是过四川夹金雪山。当地老百姓认为只有仙女能飞过此山，把它又叫做仙姑山。山顶上的雪千年不化，空气稀薄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皑皑白雪的反光又刺得人双眼变成雪盲。漫天风雪狂舞，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我曾眼见一位背着行军锅的炊事员被风雪一下子就卷得没有了踪影……”。

任职时间

　　最高职务： 河北省军区第二政委 　　曾美（1914-- ）原名曾昭泰，江西兴国县茶园乡人。 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 　　1931年入团。 　　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在中央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在上干队测图班学习，毕业后任公略步校测绘员、总司令部参谋。参加过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 　　1937年入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某团干事，连长，营教导员，大队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团副政委，崞（县）代（县）、五（台）县游击支队队长兼政委，参加“百团大战”。 　　1941年至1944年春，任团长，参加抗日敌后游击战争。 　　1944年10月任冀晋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率部收获孟县、西烟据点，参加正太线战役，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冬任旅政委，参加保卫古北口战役、晋东北护秋战役，歼灭阎军一个团。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率部攻占大郭村机场，切断敌空援后路，为红军胜利解放石家庄奠定了基础，获“首功”奖励。后任华北三兵团一纵队1旅旅长，196师师长，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 　　1948年8月任67军参谋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京津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首批学员、高级步校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河北省军区第二政委。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共十一大代表，全国五届政协委员。 　　1955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30日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引

风雨历程

参加过遵义会议

　　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保留着当时的人员名册。曾美将军是这本不朽名册上的人员之一，时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是当时的8个作战参谋之一。长征开始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的职能机构合并，一律军事化。曾美等8人既是总部的作战参谋，又是中央首长的办事人员，肩负双重任务，知道核心机密，在首长的意图下，权大责任重。除毛泽东有位机要秘书外，其他首长都没有配秘书。 　　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当时遵义城的一个公馆———柏辉章公馆，就是曾美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察看选定。

受到周恩来的影响

　　长征途中，曾美一直在红军总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周恩来副主席主管军事，所以是他的直接领导， 他的任务是整理汇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参考。曾美与周恩来朝夕相处，他的名字都是周恩来让他改的。先是叫“曾美德”，后来大家说，干脆把“德”字去了，就叫曾美。由于责任重大，周恩来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盯在作战室指挥作战，长征前夕，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昏睡七天七夜，粒米未进，经过连续的紧张抢救，才苏醒过来。 　　“周副主席是绝对的表率，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曾美说，“长征途中，行军都是拂晓出发，一直走到黄昏时分才宿营。每到一处宿营地，周副主席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系，布置命令。有的军团联系不上，他就一直守在电台旁边与我们一起等，不管多晚，他都要等到命令传达下去为止。因为过度劳累和休息太少，使他每一次入睡都很难叫醒，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如有紧急情况，务必叫醒他，实在叫不醒就硬拉起来。就在向贵州进军时，我就因实在不忍心硬拉醒熟睡的他，事后受到了他严肃的批评。” 　　周恩来对曾美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副主席对曾美要求严格、严守纪律，工作极端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大家都十分尊敬和佩服他，更加坚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心。曾美和几个参谋在这座挽救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小楼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三天后，周恩来告诉他们，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2]

弟弟的牺牲

　　1955年授少将军衔的曾美 　　曾美兄弟5人都参加了红军，但长征前，他的大哥、三哥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他还有个弟弟叫曾昭贵，如果健在，应当有87岁。但弟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6岁的花季，永远珍藏在曾美的记忆深处。弟弟在曾美参军后也参加了红军，他参军时更小，只有十二三岁，在红军第三军团当司号员。 　　红军长征开始了，转战贵州时，兄弟俩在行军途中相逢了。弟弟是一路艰难地找到哥哥的，他染上了疾病，发着高烧，他知道哥哥在总司令部当参谋，边走边爬找到了司令部。由于红军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差，往往是一旦染上疾病，就难逃死神的魔爪。兄弟俩没有半点重逢的喜悦，曾美试图找些药来，但找了半天一点也找不出来，他想让弟弟喝一口开水，却连烧水的条件都没有。他看着病重的弟弟心中不忍，试图带弟弟一起走，但弟弟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是个老红军战士了，他拒绝了哥哥，说，你还有你的任务，我跟着自己的队伍慢慢走吧。 　　曾美跟着司令部开拔了，留下了弟弟。他心中牵挂着弟弟，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兄弟俩能够一起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然而再也没有弟弟的消息了，虽然曾美在行军队中总是期望着能看见弟弟的身影。直到解放曾美回老家探亲时，别的同志才告诉他，后来弟弟病得越来越重，牺牲了…… 　　长征结束后，曾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习，1937年7月毕业，分配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1937年9月，特务团随总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曾美也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敌后抗战生涯。

长征记忆

　　1934年4月，曾美被派往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任参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15日，曾美随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8.6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向于都县行进，开始了漫漫长征。 　　曾美说："那时，我们的行动不叫长征，叫转移。尽管工作在总司令部，但谁也没 想到要进行一次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 　　"那天傍晚，瑞金城好多老乡赶来送行，个个阴沉着脸，有的还在暗暗落泪。他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不住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红军战士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真的要离开中央苏区了，特别是我们江西籍的战士，真舍不得离开家乡啊……"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间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左右的大军。 　　让老将军没有想到的是，从离开故土那天起，直到全国解放，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也是曾美给儿子取名"曾江兴"的原因，以此表达对江西省兴国县家乡的怀念。 　　曾美所在的中央纵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政府机关领导及所属部队人员组成。从苏区出发到渡过湘江这一段路程，都是以“搬家”的方式转移的，“包括坛坛罐罐，只要用得着的东西一古脑儿都带上了，行进速度大受影响。” 　　曾美回忆说，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地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了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经过3天浴血奋战，红军折损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我们活着的同志，想到刚刚牺牲的战友，都是泪水涟涟。” 　　曾美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30日，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镇以南地区。在其掩护下，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总司令部驻扎在界首镇附近一个靠近山边的小村子里……红军将士以空前巨大的牺牲，粉碎了 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护了在颠沛流离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