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中国的血与火的革命战争中，铸造了一个驰名中外的将军县——江西兴国县。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红土地养育了５４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其中上将２名，中将５名，少将４７名）。兴国籍将军之多，仅次于湖北红安，名列全国第二。兴国县，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多达２３１７９名，烈士人数之多，冠为全国各县之首；而其中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１２０３８名，二万五千里迢迢长征路，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兴国籍红军倒下，成为长征胜利的铺路石。

建国后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兴国籍将军，只是数万名兴国红军战士中的幸存者。从他们长征途中的英勇作为，可以看出红军老前辈的光辉身影。细细研读将军们的生平事迹材料，一幅幅长征画卷，神采飞扬，令人感动不已。

“遇水架桥”的工兵连长

原江苏省军区司令员黄朝天少将，是兴国县东村乡坝子村人，少年时曾学做篾工。篾匠工艺是他的一门绝活，使他后来终于成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出色工兵。在长征中，他曾参加组织指导于都河、湘江、乌江的架桥行动，有力地保障了红军主力部队的顺利通行。

先说抢架长征第一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子夜，经过２００多里急行军的黄朝天赶到了于都河岸，刚刚坐下休息，便接到团长陈赓的命令，要求他们拂晓前在于都河上架起一座能通过４路纵队的大浮桥。黄朝天马上起身，带领战士们寻找器材，选定桥址，测量流速，打响了架桥的战斗。在他的带领下，架桥进展神速，提前架起了于都河第一座浮桥。天上的启明星刚刚露脸，红军的队伍告别江西于都县城，浩浩荡荡跨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桥。

再说血染湘江第二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下旬，蒋介石在湘江两岸陈兵４０万，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形势严峻，军情紧迫。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签发了一道紧急命令：工兵连必须于拂晓前在广西境内湘江界首渡口架桥。界首江面水深流急，黄朝天指挥战士们飞速架桥，经过几小时紧张的奋战，浮桥架成。前卫部队和中央纵队迅速通行。不料天刚亮，就有两架敌机前来轰炸，江面上不时腾起冲天水柱，激得浮桥左摆右晃，部队通行受阻。在这危急关头，黄朝天带头跳入江水，和战士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手抓、肩扛、头顶、身挡，硬是制止了浮桥的晃动，确保红军大队人马安然通过。忽然“轰”的一声，弹响浪啸，黄朝天和几位战友负了伤，殷红的血染红了江水和浮桥。黄朝天他们咬紧牙关，坚持着。桥和人融为一体，在呼啸奔腾的江面上，巍然屹立……

三说巧架乌江第三桥。１９３５年元旦前的一天，工兵连随中革军委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营长韦国清、副连长黄朝天赶到团部接受任务。周恩来副主席向他们下达了在乌江天险架桥的紧急任务。

乌江，当地人称作乌龙江。因为江水乌黑，涛声如雷，犹如一条咆哮、翻腾、昼夜不息的乌龙。固定桥脚，成了架桥的第一道难关。几番尝试，几番失败，战士们急得直跺脚，黄朝天更是心焦不安。对岸有黔军候之担的防守部队，后头有敌军薛岳部队的追击。难道就让红军在这高山狭谷中覆灭吗？决不能！黄朝天紧张地思考着种种措施和办法。忽然间，他想起在家乡编织过上山砍柴用的大竹篓，便建议编大竹篓。在大竹篓内交叉斜插上三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以替作“锚爪”，竹篓内填满石块，然后用粗绳捆住几只竹篓构成一个重达两三千斤的大石锚。这个笨重的家伙滚入江中果然稳稳地抱住了漂泊不定的桥梁。浮桥一节一节地向对岸延伸，眼看要合拢了，用来系吊石锚的粗绳不够用了。怎么办？黄朝天灵机一动，马上派人从附近小镇中买来几匹粗布，绞成粗绳。浮桥成功架起，凶猛顽强的乌江被驯服了。战友们欢喜地说：“黄朝天就是‘大路朝天’，在他脚下，连飞鸟难越的天堑也变成了通天坦途。”

特殊连队的“小文书”

在１９５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的将领中，有两位最年轻的中将，其中一位便是３８岁的谢有法，他是长征途中红军“特殊连队”的小文书。

谢有法是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人。１９３３年“红五月”扩红，１４岁的谢有法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后编为红三军团第６师）。负责招兵的干部嫌他个子矮小，不肯接收。他灵机一动，说自己读过小学，会认字，会算数，还会唱歌。那时，部队正缺少文化兵。他这一招果然灵验，被破格批准入伍，成为红军中一名“小秀才”。

“小秀才”在部队里果真发挥了大作用。行军打仗时，他在宣传队里说快板“莲花闹”，哼小调“斑鸠调”，演唱红军歌曲。最拿手的是唱“兴国山歌”，随编随唱，即兴填词，出口成章。召开群众大会，他端条小凳子往上一站，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演说。他口齿伶俐，嗓音清脆，不时还挥动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讲到兴头上，还即兴来一段山歌，因此同志们喜欢他，领导也器重他。

长征前夕，他患病在江西宁都县红军后方医院住院。家乡政府派人来接他回家去，因为他还是个细伢子，但他死活都不肯。听说部队要开拔，他不顾医生劝阻，执意带病参加长征。

当年，在红军长征的铁流中，有支兵不像兵，民不像民的特殊连队，别小看这支老幼病弱、有男有女的队伍，他们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国宝”。他们中既有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成仿吾等老革命家，也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蔡畅、刘英、危秀英等巾帼英雄。连长是侯政，指导员是李坚真。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谢有法被分配到这个特殊连队当文书。那年他１６岁，因为个子小，背一支小马枪，大家伙叫他“小文书”。文书“官”虽小，事情可不少。要造花名册，要写宿营报告，要打前站，号房子，找铺子。每天早晨，要提前早起跟随军委设营队出发。到了宿营地，分好房子，买好粮食，备齐打草鞋的碎布和麻绳，还得返回接连队。“小文书”走的路比谁走得都多，睡的觉比别人都要少。《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当年首次进入陕北红军驻地，站在队伍前头举臂领头呼欢迎口号的那位光头青年红军，就是谢有法。斯诺揿动手中照相机的快门，将这刹那间的珍贵镜头摄下，收入他的访华画册中，留作永恒的纪念。

攻会理城的“敢死队长”

敢死队，是战斗中敢于冒死的突击队，它由粗壮勇敢分子所组成，为了斗争的需要，敢于成仁就义，舍生忘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第一政治委员少将杨卓，在长征中就当过敢死队的队长。

杨卓是兴国永丰乡隘前人。他参加长征打的第一个恶仗，就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他所在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６师１８团，被敌人３个整师包围在湘江以东的陈家背。全团指战员英勇杀敌，顽强反击，几经拼搏，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只剩下几十人突出重围。杨卓是幸运的突围者之一。

１９３５年５月，主力红军强渡金沙江，挺进到四川会理县城外。５月１４日对会理发起攻击。杨卓奉命担任攻城敢死队队长，领着３０多个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在城西北炸开一道口子攻上城墙，发现城内守敌远不止一个团。敌联防司令官亲自督战，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杨卓端起一挺机枪，奋勇杀敌。敌人吓得抱头鼠窜，可惜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上。敌人又反扑过来，几次拼杀撒退，就在后撤时，５块弹片从背后穿进了他的腹部。通信员将他背下火线。部队接到命令，尽快向川西北转移。因为伤势很重，团长对他说：“杨卓，要是实在坚持不住，就把你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养伤。”杨卓决不同意寄放，请求组织上给他三颗防身手榴弹，万一掉队被俘，就和敌人同归于尽。看他态度坚决，性格刚烈，团长就安排他和团部卫生队一起行动。他的伤口化脓、流血。每次到宿营地，卫生员只能用盐水和碘酒给他清洗伤口，弹片仍然留在体内。部队到了芦花县（即今黑水县）的黑水镇奉命休整几天。乘此机会，医生决定给他开刀做手术，并且告诉他没有麻药，只有盐水、碘酒、凡士林。他说，没有关系，无非受点皮肉之苦。

长征路上开刀，没有手术室，更没有手术台。手术开始了，医生吩咐他站着，将胸固定在墙角的梯子上，并且把他的手脚捆绑在楼梯扶手柱上。他看见医生手里拿着一把钳子，伸进腹部找弹片，找来找去，找着了５块弹片。取出三块弹片，还有两块弹片，一块靠近腿部，一块在肚子下部。医生说，那两块弹片权且留着吧，绝不能动，否则要出危险！手术没做完，他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塞在嘴里的布片也咬得稀巴烂了。古代关羽“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佳话，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动了大手术。

手术过后，杨卓居然随军过了大渡河，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会宁。直到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他的伤口才渐渐好转、痊愈。而那两块弹片在他体内几十年，直到１９９５年２月２日病逝于北京，遗体火葬后，才从他的骨灰中取了出来。

保卫党中央的有功之臣

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说过：“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借此盛赞叶剑英元帅在危急关头保卫党中央有功的事。在１９３５年９月，将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密电首先送给叶帅，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脱离险境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是谁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作战科长、后来为沈阳空军副司令的吕黎平少将。

吕黎平是兴国高兴乡樟坑村人。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红四方军领导之一的陈昌浩，以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前敌政治委员的身份，正召集右路军高级干部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传达张国焘的命令，并进行南下行动的动员。当时，时任作战科长的吕黎平去机要室看电报，恰逢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刚译一份张国焘发来的电报。电文译出之后，令吕黎平与陈茂生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的一份绝密电。电文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坚决反对北上；二是指令右路军南下；三是如党中央坚持北上，则要彻底解决党内斗争。

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命运攸关的大事，吕黎平、陈茂生深感事态严重，情况危急。他们想来想去，想找个最可信赖的领导，决定将密电交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将此情况迅速地汇报给了党中央毛主席。

９月１０日凌晨，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９月１１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催促其率左路军向巴西开进。就这样，党中央脱离了险境。

吕黎平在关键时刻、严峻关头，鼎力协助叶剑英同志戳穿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当时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红军基层干部，在保卫党中央的那场斗争中，他是有功之臣。

背着婴儿长征的“父亲”

这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是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马泽迎少将。说的是马泽迎为了一个无名烈士的嘱托，未做新郎先当“爸爸”，背着烈士遗孤，历经千难万险，走完漫漫征途，并把他抚养成人的事。

马泽迎是兴国县永丰乡茶石村人。１９３４年初冬，在红军第一军团第２师第４团卫生队任指导员的马泽迎，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路。湘江之战，他冒着枪林弹雨背满身是血的伤员来回奔跑，抢回了２０多条生命。

一天，他在包扎所里给伤员上药，一位重伤员被抬进了卫生队。担架队员焦急地说：“马指导员，这位同志突围时负了重伤，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又指着伤员怀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说：“这是他的崽。”马泽迎即令医生抢救。伤员苏醒过来后，声音微弱地说：“我不行了，别管我，把药留给其他伤员吧。我只有一个请求，孩子命苦，他妈妈在突围时牺牲了。他就交给……”话未完，人就停止了呼吸，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马泽迎，久久未合。

马泽迎理解这位不知姓名的战友这番临终嘱托，便背起这位烈士遗孤行军打仗。白天行军，他要给孩子喂食。晚上，他像母亲一样怀着孩子睡。那时口粮紧缺，马泽迎只得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粗粮匀出来，用嘴嚼烂，一点一滴喂进婴儿的嘴里。过雪山，为了孩子不受冻，他把自己的棉袄拆开，掏出棉絮，亲手给孩子缝制了棉衣。由于马泽迎的精心抚养，这孩子终于活过来了，到达延安。后来，马泽迎成了婚，有了自己的儿女，但对烈士后代总是钟爱有加，给予特殊照顾。到了上学年龄，他给孩子特地取名“勇毅”。

勇毅果真勇敢坚毅，能够独立生活了。马泽迎夫妇喜上眉梢，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勇毅到了结婚年龄，该给他找个称心如意的伴侣了。就在这时，细心的马泽迎惊喜地发现自己亲生女儿与勇毅两小无猜，感情颇深，他便和老伴商量，想撮合他俩百年之好。

一日，马泽迎把勇毅和女儿找来，将勇毅的身世“秘密”告诉了他，当得知自己原来是一个烈士的遗孤，而含辛茹苦哺育自己长大的“爸爸”如今又把话挑明，想将女儿嫁给他时，勇毅长跪在地，泣不成声，悲喜交集。后来，马泽迎夫妇为儿女举行了婚礼。戎马一生的马将军眼睛潮湿，端起儿女孝敬双亲的喜酒，朝西南方向洒在地上，三鞠躬告慰先烈英灵：“亲爱的同志，我马泽迎不负重托，终于完成了你们的嘱托，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完全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