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军事博物馆二楼有个“淮海战役”专栏展示厅，其中最显眼的那个玻璃柜里摆放着一把左轮手枪，旁边的文字说明了这是当年淮海战役国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官杜聿明的配枪，但是博物馆对于该枪是由我军哪个部队缴获的？又是如何被博物馆收藏的？均未予详细注明。
    现在就让笔者我来做一点补充。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全军统一番号，将原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八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其下属部队亦相应改为二四四、二四五、二四六团。毛会义是原二十八师副师长，因改编期间原师长王德贵调离，故野战军便授命毛会义副师长行使师长职权，至1949年2月改编完成，新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到任，毛会义调八十四师任师长，左轮枪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个时期。
    1949年1月9日夜，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杜聿明将军见战场形势恶化的已无可挽回就给他的校长蒋中正发了封电报，然后化妆成下级军需官并编了个假名“高文明”携身边副官等十余人趁夜幕降临之机潜逃了。1月10日晨，我八十三团（后二四五团)三营七连扫清外围残敌攻进杜聿明集团位于徐州附近的陈官庄指挥所，此时已是人去楼空，由于杜聿明是仓促伪装出逃的，所以任何能显示身份的东西都不敢带走。七连进入指挥所后只见室内一片狼藉，经搜索，在一个看似指挥官居住过的单独房间内找到一些物件，统计缴获杜聿明手杖、印章，三号左轮手枪，獭皮军大衣，将军呢马裤各一件及部分军用地图、文件等,从现场情况判断是杜长官的前线指挥所已毋庸置疑。杜聿明最终也未能逃出战场，当日下午，被华野四纵十一师所属部队俘获。
    战后清理战场和缴获物质，那把枪被逐级上交到了师里。是一把美制三号左轮，比二号左轮要稍小一点，三号枪因为制做更为精致，通常是配发给国军高级将领的。毛会义本是行武之人，生就嗜枪如命，一见到那把专属杜聿明的好枪当即两眼放光、爱不释手，他作为所属部队的最高指挥员，顺理成章的就把枪留下了，从此，那把枪便是毛师长的配枪了。（注：按照我军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除黄金、光洋等钱物控制较严，必须报备上交，一般的军用物资都用于即时改装部队了，所以那个时期经常能看到美式装备和日式装备的部队，有的同属部队连军服的颜色和制式都不太一样，因此各部队军事首长弄几把自己部队缴获来的好枪亦不为过。）
一晃过去数年，那把枪伴随毛会义渡长江，战上海，再一路南下进军福建直至解放以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对那把枪始终珍爱有加，很少拿出来亮相把玩，自己擦拭，自己保管，谁都别想碰，生怕被别人抢了去似的。因为这东西对于任何一个驰骋疆场的军人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纪念物了，所以他才把那把枪和那三枚共和国勋章看得同等重要并引以为荣！
    笔者我是毛会义的小儿子，尽管当时笔者年纪尚小，但对那把枪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枪的造型很好看，通体锃亮还特别沉，扳机很重，小孩儿根本扣不动。
    五十年代末还是六十年代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国家军事博物馆向全国征集文物，也不知博物馆方面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了解到当年缴获杜聿明的配枪在毛会义手里，于是博物馆派了两位同志千里迢迢来南方找到笔者父亲，动员他把枪捐给军事博物馆收藏，开始他不同意，说“这把枪跟我的时间可比那个杜长官要长得多喽！你们还是找点别的什么东西去吧，别打我这枪的主意”。后来在博物馆的同志一再恳求下，他松了口，心想放在国家博物馆里，能让全国人民都看到它，了解到这把枪的身世，这样是比放在我这里好啊，再说杜聿明不是也特赦了，成了人民的朋友，这才依依不舍的把枪交给了那两位同志。博物馆方面也深知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对好枪的痴迷之情，为了表达他们的敬意，经请示上级同意，特别郑重其事的赠予笔者父亲一架德国产蔡司牌120照相机（也是他们收集到的战争文物）作为纪念品，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如今该照相机已是笔者的家传宝物，由老大精心保管着。这件事情看似圆满的解决了，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其实老人一直为那把枪的离他而去耿耿于心，并未释怀。
   

 这就是现在摆放在军博的那把枪的一段轶事！

(注：此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