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光兰,1918年9月2日出生,江西省兴国县人,1931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战士、班长、青年干事、指导员、团政委、邢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省军区“五七”干校副政委、邢台军分区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1年离休,现居邢台军分区第二干休所。
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一身朴素而干净的衣服。10月7日,记者见到了88岁的袁光兰老人,这位13岁就入伍的“小红军”在部队总共生活了50年。
“老爷子爱看战争片,一看就给我们讲当时战争的故事。他还特别节俭,每到冬天,他都会拾起几十年前的棉服穿上。”在记者的采访中,袁光兰老人的保姆偶尔忍不住插嘴说。
70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人遗忘许多东西,但有些记忆是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长征,对于88岁的袁光兰来说,“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 于都河:5座浮桥渡8万红军
1931年4月,13岁的袁光兰参加红军时,“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伤亡比较严重,人员缺乏。”袁光兰当时加入了独立第六师。之后,独立第六师变更为二十军,二十军与第七军整编为第七军,直到长征时,又成为第三军团第五师。
1934年10月,袁光兰所在部队从福建赶往江西于都县,“我们只知道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一定要往外突围,但不曾想到底走向哪里,不曾想要走多久多远,不曾想将要去的地方是怎样的一片天,更不曾想最后竟然走了二万五千里,反败为胜,夺得全国胜利,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
古名为贡水的于都河紧靠县城,当时中革军委总部工兵营等单位在河面上架有5座浮桥以备突围。据史料记载,红军渡过于都河的总人数是86859人,其中第三军团17805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袁光兰老人说:“我们在那里稍稍休整后,于10月16日晚出发了。临走时,老百姓说,打了胜仗还回来”。向前,向前,迎着蒙蒙的暮霭,听着越来越小的水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的脚步声代替了。
2 湘江战役:惨烈战斗染红江水
“大家的印象基本一致,湘江战役损失最严重。”问起哪场战役印象最深,袁光兰老人拿着本报关于长征的报道说。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86000余人在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强敌,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欲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过湘江时,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策应,从两翼和后卫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江。
“当时,上有敌机轰鸣,前有敌军进攻,而我们必须守住阵地,形势异常紧迫。部队就通过工兵所搭的浮桥与敌人在界首渡口上展开了战斗”。忆起那场战斗,袁光兰老人眉头紧锁,“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今天你占住山头,明天我又把它抢回来,双方都在为据点而战。最终,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红军完成了阻击任务”。
袁光兰
老人说,在这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那一仗着实惨烈,当时湘江水都是红的,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但这丝毫没有打击我们的斗志,我们的精神都很饱满,大家同仇敌忾,我们都心存这样的信念:把国民党军队击败,建立苏维埃政权,将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所以“红军战士从来没有感到过沮丧,即使面对如此惨烈的处境。”
3 遵义会议:乌江扎寨防敌渡江
为保障遵义会议的召开,袁光兰和他的战友在乌江附近懒板凳处扎寨守护,“防止敌人渡过乌江”。在乌江守卫的休整期内,兼管宣传的袁光兰开始在当地发动群众,号召大家入伍以补充兵力。
湘江战役让红军遭受重创,遵义会议之后,整编后的红三军团,各师部已撤销,全军团3个师已被整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和十三共4个团。袁光兰从师部政治部分到第十三团。
4 攻夺会理:头部中弹眼睛受伤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郊召开,红军主力休整,以三军团围攻会理,牵制敌人,迫使城外敌兵撤进城内。
袁光兰
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报显示,会理县城内敌人只有一个团,并且战斗力偏弱,比照自己的十三团,“拿下它问题不大”。但实际情况远不是想像的那样简单,会理县城不仅分内外两城,而且武器弹药供给充足,“上面还有飞机,既为对方补充物资,又攻击我们。”驻守会理的国民党军队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用棉花浸透煤油引火,烧尽城外民房,以扫清“射界”;搜缴城外群众口粮,运进城内,备坚守之用;对有不满言论的士兵,立即惩处。
袁光兰
就在此次攻城拔寨中受到飞机炮弹的攻击,“我的左眼几近失明,额头中间位置还有一处往外鼓,里面是炮弹皮”。
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再也不能额外损失有机力量的红军决定放弃,最终他们绕城而走。
5 大渡河畔:与敌竞跑智夺先机
“强渡大渡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占了先机。”
谈起大渡河,袁光兰脸上浮现一丝轻松。老人说,当时红军已经破解了敌人的电报,所以赶在前头占领了先机。“当时我们的先头部队身穿国民党军服,与河对面的国民党军队‘遥相呼应’,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番号,知道了他们的行程,一天240里地,最终把他们落在后面,取得了胜利。”
70年的岁月,昔日13岁的少年如今已成耄耋老人。如今,袁光兰老人已是儿孙满堂,“4个子女有3个都从部队转业”,老人每天都坚持走路锻炼,闲下来时在外面与老同志聊聊天,回家后拿个马扎在后院独处一会儿,“想想那段日子,想想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们。”
抚今追昔,老人感叹中显得很知足:“长征是我经历的最艰苦的岁月,四五天的行程只有不到1斤的粮食可供食用,穿的是破损不堪的草鞋,现在的日子真是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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