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有马枪高的红小鬼
廖鼎琳出生在兴国县崇贤乡麻坑子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长年在东固、富田一带地主家里当长工，他很小就寄居在崇贤的伯父家里放牛。1929年九、十月间，在距崇贤一山之隔的富田大坑村靠打短工谋生的母亲到了崇贤，对他说：孩子，跟我回家吧，东固、富田来了红军，打土豪、没收地主田分给穷人，回去分了田我们就有饭吃了。他就随母亲离开了伯父家，来到了富田大坑。在大坑他当上了儿童团长，带队出操、放哨、站岗、查路条、斗地主，革命热情非常高，并于当年由袁升平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1930年3、4月间，廖鼎琳在山坑参加了共青团代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团员带头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胜利果实。回家后，他对母亲说要报名参加红军，母亲表示同意并鼓励他说：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去了好好干，不要想家。5月底，廖鼎琳到东固独立营报名参军。当时负责招红军的干部看他年纪小，个子又小又瘦，还不如马枪高，就不想收下他，劝他回家，并说了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可是倔强的廖鼎琳心里只想着共青团员要带头参加红军的决议和母亲语重心长的嘱咐，非要参加红军不可。红军不收他，他硬是跟着队伍走了二十多里地，部队首长看他参军心切，便把他留在营部当勤务兵，和他一起参军的其他青年都分到了各连队。
参加红军后的廖鼎琳，工作特别积极，深受营部领导和同志们的喜爱。
1930年10月红军占领吉安后，东固独立营编入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廖鼎琳分配到第8师宣传科当通信员。唱山歌成为当时是红军重要的宣传手段，《送郎当红军》、《推翻旧世界》、《反“围剿”胜利歌》等兴国山歌，成为宣传科的保留节目。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缴获了敌人一批迫击炮和山炮，红三军成立了炮兵连，廖鼎琳调炮兵连任通讯员。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节节胜利，红军不断缴获大炮，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炮兵连扩编为红一军团炮兵营，机灵勤快的小红军廖鼎琳改任营政委警卫员。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战斗异常残酷，他奉营长命令到右边一个山头的阵地传达撤退通知。他急匆匆地还没跑到山头，就看到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看到了这个又瘦又矮的小红军战士，朝他高喊“小老表不要跑了，你过来吧，我们这有好吃的，我们优待你！”他急忙转身就向回跑，连跑带滚掉到了山沟的小河里，还呛了两口水，爬起来继续沿着半山的小路向外跑。这时敌人的机枪也向他扫射过来，他边跑边听见子弹在身边和脚下扑扑地响。他心想：千万不能被敌人抓住。什么也不顾，只是一个劲的奔跑。直到下午七八点钟，廖鼎琳终于追上了撤退转移的部队。战友们知道了他这段惊险的经历，都风趣的说：“你这个小鬼比子弹跑得都快”。
廖鼎琳当红军后，虽然没有再回自己长大的那个偏僻的麻坑子山谷和大坑村，但红军的反“围剿”战争一直在家乡兴国、吉安周围进行。他最挂念的母亲也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因躲避白军的搜捕逃到兴国、吉安之间的深山中，不幸去世。自从参加红军后再没见过自己苦命相依的母亲，成为廖鼎琳始终挥之不去的遗憾。
到达陕北后廖鼎琳又参加了红军东征。任山炮连副指导员后，被部队送往红军大学学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学习结业被分配到步兵教导师的连队（学员队）担任指导员。巧合的是，曾当过六七年勤务兵、通讯员和警卫员的“红小鬼”廖鼎琳，担任指导员后，这个连的接收的第一批学员都是二、四方面军各级首长的勤务兵、警卫员等，全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又是一批“红小鬼”。
二、枪林弹雨里的幸存者
1996年10月，在江西于都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馆里，正在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一位衣着平常的老军人边看边对随行人员介绍着当年长征出发的情景。参观的人群猜测他就是当年长征的亲历者，很快引来了电视台等媒体的一批记者。当电视记者上前试图采访时，眼圈潮红的他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千千万万烈士中幸存下来的一个人。”便拒绝了采访----他就是廖鼎琳。
廖鼎琳将军百战余生，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未负过伤，仿佛炮弹看见他都不敢爆炸。
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廖鼎琳随红3军8师炮兵连从赣南到闽西，横扫七百里，一路追歼敌人。有一天，正在行军，敌机突然前来轰炸，一颗炸弹就落在他身后几米。轰地一声巨响，气浪卷着土石，把他抛到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连指导员派了一名战士下沟找他，因为他落在灌木丛中，未能发现。他甦醒过来后，摸摸浑身上下，没有缺少手脚，又爬起来追赶部队。找到部队后，连指导员大吃一惊，惊讶地说：“你这个小鬼还活着！？”
1943年10月，分区在深泽县小章村召开作战会议时被日伪军包围，担任冀中军区第36区队政委的廖鼎琳，率领部队阻击日寇。中午，廖鼎琳和区队长谷恒嬴蹲在一座土墙后吃饭。突然，敌人的一发迫击炮弹，轰地一声，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土坯墙头上爆炸了，土墙被炸塌了半截，濺起的土坷垃和泥土落了他们一身。听惯了炮弹爆炸声的廖鼎琳一点也不慌张，拍拍身上的泥土，再看看饭碗，可惜一碗红烧肉蒙上了一层土，他从容地把土扒掉，和谷队长一起把饭吃完。指挥部队继续进行防御战斗，坚持到天黑后顺利突围。
1948年10月间，担任冀中军区10分区副政委的廖鼎琳，率领一个团在大清河北的永清县韩村遭遇国民党军三个团围攻。因多次交手敌人吃过亏，这次报复心切，不惜一切代价要吃掉我军这支深入敌后的部队。双方都杀红了眼，战场上硝烟弥漫，枪声震野，战斗成异常激烈的胶着状态。廖鼎琳站在一个土坡上指挥作战，突然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炮兵出身的他马上意识到是迫击炮的攻击，他大叫一声：“卧倒！”，随即同身边人员卧倒在土坡后。一枚迫击炮弹呼啸着落到他面前二、三米远的地方，炮弹却钻进土里没了动静。原来是一颗哑弹！
战场上一次次的死里逃生，廖鼎琳觉得很平常，他常笑着说：“阎王就怕不要命的，只要你不怕死，炸弹见着你也不敢爆炸”。
三、战场上收获的爱情
身经百战的廖鼎琳，虽然在战场上子弹碰不上他，爱情，却在战场上和他撞了一个满怀。他一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和未曾谋面的对象，在战斗中的第一次相逢了。
1943年11月，27岁的廖鼎琳已经从军13年，达到了部队规定的“二七八团”的结婚条件（延安时期，部队规定了干部结婚必须达到年满27岁、8年军龄、团级以上级别等三条标准，简称“二七八团”）。有一天，担任军分区卫生处长的兴国老乡谢见益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名叫李瑞英，在军分区卫生处担任司药。谢见益分别给双方介绍了对方的情况，李瑞英听说是廖鼎琳政委，她曾经听说过很多“廖政委”机智勇敢的传奇故事，心里暗暗高兴。廖鼎琳听说李瑞英从白求恩卫校毕业，是共产党员，思想进步，年轻漂亮，也非常满意。由于战斗频繁，谢见益没有找到机会，安排他们见面相看。
1943年12的一天，李瑞英所在的医务处住在定南县子位村，她们化装成老百姓，照顾着隐蔽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有一天，廖鼎琳率领部队也转移到相邻的村子里宿营。由于汉奸的告密，日寇得到八路军医院藏在村里的情报，突然包围村子，把全村人集中起来，李瑞英也在人群中间。日寇严刑拷打群众，要他们指认谁是八路军的伤病员？谁是八路军的医务人员？眼看李瑞英的身份就要暴露了。
正在危急关头，廖鼎琳率部赶到，突然发起进攻。日寇没有料到八路军有部队保卫医院，慌忙逃走了。李瑞英脱险后，参与救护伤员的工作。恰好廖鼎琳的警卫员孙志脚负了轻伤，李瑞英给他包扎时，一问小战士就是廖鼎琳所在的部队。姑娘细心，马上借故打听起了廖鼎琳的情况。孙志反问李瑞英是谁？一知道她的姓名后，警卫员大叫起来说：“哎呀！刚才那位第一个开枪救你们的，就是我们廖政委呀！”意外碰上“首长对象”，孙志兴奋不已，他马上一拐一拐地找到廖鼎琳说：“报告首长，我把你的对象找到了。”
廖鼎琳和李瑞英一见面，俩人都“相中了”对方。廖鼎琳解下自己腰上的一把崭新的德国造小手枪，送给李瑞英作为定情信物。第二年11月，经军区政治部批准，两人结成一对幸福美满的革命伴侣。
四、与“卧底”结为兄弟
1949年9月，国民党董其武部队在绥远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下辖第36军、37军。廖鼎琳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先后到37军骑兵旅和36军106师任政治委员，参加起义部队的教育和改造工作。
36军106师原来是傅作义的基干部队发展起来，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曾经在董其武率领下，在绥远抗战中大败日寇的功勋部队，师长还曾经参与过印缅远征军作战。但他们许多军官对共产党不够信任，有的还怀有敌意。
廖鼎琳只带着两名警卫员，几乎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了起义部队。师部给他安排的住处，是铺着杂草的土炕，往来的官兵也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为了防止打黑枪，两个警卫员白天晚上轮着站岗，寸步不离地保卫师政委。廖鼎琳为了团结，跟106师的官兵称兄道弟，称赞他们当年打日寇时的勇敢和功勋。没过多久，106师的官兵发现这个新来的年轻政委很讲义气，便请他住进了漂亮整洁的新房间。
绥远起义前夕，国民党特派员逃离前，曾和该师的师长私下谈判，让他秘密担任国民党留在解放军里的“卧底”，并许愿将来蒋介石回到大陆后，晋升他为军长，并颁发了委任状。这位“卧底”师长却被共产党的政策和廖鼎琳政委的真诚彻底感动。他把国民党让他做“卧底”的阴谋和盘托出，交出了委任状，和廖鼎琳结成了真正的战友和知心朋友。这位师长后转业至山西省工作，1999年逝世时，家人还把廖鼎琳列为生前友好，专门请廖鼎琳出席其追悼会。
廖鼎琳通过团结干部和团结战士中的积极分子，顺利完成了这支起义部队的改编任务。1951年9月，他率领这支部队跨过鸭绿江，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在朝鲜的介川担负修建和保卫飞机场的任务。这支抗日战争的功勋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再立新功。
五、神秘“马兰”基地的政委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冲击部队和机关，不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国防科技也面临瘫痪的危险，远在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基地，也开始造反和武斗。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核试验基地的造反武斗，不但影响科学试验，万一核弹管理失控，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决定选派一个能够镇得住阵脚的干部，去主持核试验基地的思想政治工作。1968年，一纸命令，廖鼎琳调到了大漠深处的中国核试验“马兰”基地任政委。
马兰基地，位于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的西端，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面积，是中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虽然名扬世界却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身影。廖鼎琳出任基地政委的6年里，的确镇住了阵脚。他顶住了压力，把被“打倒”的科研人员陆续调回到工作岗位。他下令加强警戒，从地方选调来进入基地的科研人员，不允许再参与地方运动，也不允许地方造反派以任何理由到基地串连造反。基地的管理工作逐渐恢复正常，科学试验走上了正常轨道。他还排除了文革中“派性”的干扰，从下面报上来的转业干部名单中留下了一批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了科研骨干，有的人最后还担任了国防科工委的领导。1969年9月23日，我国第一次地下核爆炸试验在“马兰”基地成功，震惊世界。
“文革”期间，我国核武器发展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虽然神秘的“马兰”基地从不在宣传媒体上出现，但发生在它那里的一次次核试验，不断向世界昭示中国的核打击能力，挫败了帝国主义一次次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最终成为中国入主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最重要的军事筹码。
